本文基于历史素材与公开史料创作，部分情节为合理推演，并非严格的历史实录。请读者知悉并理性解读。

若没有历史上明明白白地记载，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在南口之战前，主政察哈尔的刘汝明竟然会卡住铁路，坚决不肯放汤恩伯的13军通过。若不是西北军老将鹿钟麟出面调解，很难说汤恩伯和刘汝明会不会先打起来。

刘汝明难道没有想过，这是抗战，不是抢地盘？

想想都会出一身冷汗！如果此时日军派来一队飞机进行轰炸的话，被滞留在铁路上的13军会有什么结局？

在抗战初期，这种事情并不罕见。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保定会战，从华北撤下来的部队准备通过德州进入山东，却被韩复榘拦住，坚决不允许客军进入山东。

给出的理由是要保境安民。

这个举措把冯玉祥逼入了绝境。

若是韩复榘同意从华北撤下来的部队进入山东，冯玉祥就可以从容的整顿部队以备再战，整个华北和山东的局面也不至于失控。

可韩复榘这位昔日的老部下，一点儿也不给老长官面子。

无奈之下，冯玉祥只能回到武汉，对着老蒋诉了一顿苦后，表示从此交卸军权，再也不上阵了。

紧接着，韩复榘又放弃了黄河和泰山天险，一路向南撤退。

这时候他又不保境安民了！

韩复榘这一撤不要紧，把本来有相对准备时间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闹得非常被动。因为配备给第5战区的部队还未到达，他手中也无兵可用，这才是他把庞炳勋军团部署到临沂，把川军122师派到滕县的原因。好在这两支部队表现的都非常英勇。

抗战初期，这些军头们所进行的一系列表演印证了汪精卫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国防，有的只是省防，至多是数省联防。”

在中国历史上，汪精卫与秦桧齐名，名声臭的很，但这番话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在没有国防概念，只有省防概念的思想下，刘汝明和韩复榘不放客军进入自己的地盘，哪里有错？

其实，这种思想并不仅存在于各路军阀之间，就连南京的老蒋其实也是这种思想。

就比如“918”，张少帅之所以放弃抵抗，确实是受到了蒋氏的授意。

张少帅之所以会听蒋氏的话，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判断，那就是日军并没有全部占领东北的想法，有的只是想通过威慑来换取一些利益。

可蒋氏和张少帅都判断错了。

既然判断错了，那就把丢失的土地夺回来吧。张少帅是这么想的，可蒋氏却不这么想。东北易帜后，其军政大权并没有完全统一到蒋氏手中。既然如此，那我又何必动用力量来给一个地方实力派争地盘儿呢？

因此，所谓的“全国一盘棋”就是一句空话，各路军头们根本就没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居安思危的意识，有的只是以邻为壑、尽量祸水他引的利己主义。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刘汝明和韩复榘会做出那种事情来了。

韩复榘 图片来自网络

韩复榘之死虽然有另外原因，比如和刘湘密谋反蒋，但就以上几条来说，韩复榘之死，一点都不冤。

而刘汝明呢，则对自己不抵抗一事始终持排斥态度，以至于为此事与多人动过拳头。并且声称，我若是不抗战，部下的损失怎么会这么大？

但话分两头来说，如果说他在抗战初期就保持着坚定的抗战态度，他的损失会这么大吗？

他会在13军进入南口战场时故意设障碍吗？他会在南口之战正酣之际，仍然任由日本特务在张家口肆意出入吗？

但这些东西，刘汝明一概不提。

各派系部队之间无法配合作战这种现象早有先兆。

比如在长城抗战时，东北军驻扎在古北口。本来仗打得还行，而当关麟征的黄埔军来增援的时候，东北军就要撤走。

这其中的原因并非是东北军怯战这么简单，而是各军之间根本就没有配合作战的意识。

既然你们来了，就意味着我们要走了。换句话说，既然把地盘交给了你们，就没有我们啥事儿了。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各派系之间的排他主义。

这种事情在抗战爆发后仍然多次出现。

比如在武汉会战结束后，陈诚在总结此次会战时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我战场上虽然兵力雄厚，但日军所面对的只有我军的一个师。

这倒不是说其他师害怕作战，而是因为顶在前面的师不是他们派系的。既然不是同一个派系，那又何必去协助你作战呢？

当顶在前面的这个师被击溃后，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且义无反顾的顶上去。

怯战那是不可能的，但要是配合，那也是不可能的。

这也是日军为何说他们总是与中国部队的一个师作战的原因。

当然，这个现象在武汉会战后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变。

这其中固然有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予以改正之外，更大的原因是这些地方实力派们已经没有了地盘儿，作战区域更多的是在老蒋的地盘里。

当没有了地盘这个利益纠葛之时，他们反而会互相配合作战了，而且配合的还不错。

有丢掉地盘的，就有没丢掉地盘的。盘踞山西几十年的阎锡山就是这样一例。

抗战爆发后，阎锡山是非常害怕日军进入山西的。因此，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手段，企图把日军的进攻方向引到别处。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祸水他引。

而日军呢，当初也确实没有进攻山西的计划。

日本侵华，已经谋划了几世，并为此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曾受到日皇及日本军方高层接见且高度赞扬的间谍宗方小太郎在其《对华迩言》中，给日本侵华设计了两条线路，即其一，“要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其二，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敌国陷于致困致穷，万无办法之地。”

在“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的战略也就是按照这两条线路来进行的，即在华北先挑起战事，然后再派重兵占领淞沪地区，然后一路南下，一路西进，会攻武汉，断绝中国的南北交通。

如此，就可以在政经两个方面让中国陷入“致困致穷”之境，从而丧失抵抗力。

宗方小太郎设计的不错，也确实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但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却出现了偏差。

一是，都城由北平变成了南京，日军在侵占华北和平津后，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二是，他严重忽视了日军将领的骄狂和爱面子，其战略反被中国利用，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陷入了南方的河网地带，在战略上陷入了被动。

日军战略之所以出现了如此大的偏差，关键在板垣征四郎。

因为无论是在华北地区的保定会战和在淞沪地区的淞沪会战，板垣征四郎都未能发挥出重要作用，反而成为掩护华北日军侧后翼的一支偏师。

眼见诸多同僚“战功赫赫”，板垣征四郎眼红了，他独断专行的带着第五师团的一个旅团和几个新近编成的独混旅团，就悍然向山西发起了进攻。

而在淞沪战场，由于中国部队的英勇抵抗，让日军攻击屡屡受挫，日军只能不断从华北抽调精锐部队转用入淞沪战场。如此一来，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就不足以支撑他们南下。

况且，板垣征四郎进攻山西的兵力不足，华北日军还需要保住其后路并且要增援。如此一来，日军南下的战略被严重的迟滞了。

可如此一来，山西的阎锡山吃不消了。同样，在武汉的蒋氏也吃不消了。

阎锡山 图片来自网络

板垣征四郎擅自更改战略进攻山西固然有想要立大功的愿望在内，但更多的是他想效仿元朝忽必烈灭宋故计，准备先占领山西，然后进入陕西，由陕西进入四川，从西南方向向东南方向进攻。

而当时抗战的大后方是在四川，若任由板垣发挥，对举国抗战的前途无疑是致命的。

因此蒋氏无奈，这才抽调本来要用于增援淞沪战场的卫立煌、汤恩伯这两支精锐主力到山西支援作战。

本来淞沪战场的兵力就不足，又抽调了两支精锐之师进入山西，淞沪战场到了后期已经处于无兵可调局面。

在这个意义上说，黄埔嫡系进入山西，并非是为了抢阎锡山的地盘，而是在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勉强派去的。

这一点，阎锡山也知道。

这也是黄埔军进入山西后，阎锡山一反常态，热情欢迎的原因。

除以上原因外，在抗战初期，蒋系部队暴露出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各部保存实力。

这一点，在平型关战役时表现的尤为突出。

正是由于这一仗晋军的糟糕表现，八路军再也没有和晋军在正面战场配合作战过。

不是不想和他们配合作战，关键是跟他们配合作战，其结果肯定是会被他们坑了。

按照林师长的话来说，晋军他们自己制定的出击计划，自己都不遵守。你在这儿打，他们在旁边看。这种部队，谁敢跟他们配合作战？

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这一仗，其实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

可战役的结果是，除115师大有斩获之外，晋军出战的部队溃败不说，反而把战败责任的板子打在了陕军高桂滋第84师身上。

把责任推到高桂滋84师身上的人，是晋军名将陈长捷。

客观地说，在平型关之战中，陈长捷的表现是很不错的，在整个晋军中，只有他的战绩能够拿得出手。

但陈长捷把责任推给了高桂滋，就有些不厚道了。

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必要来分析一些过程，看看结果就可以了。

说高桂滋作战不努力？看看84师在战后还剩下几个人就知道了。

说晋军英勇作战？一仗下来，损失的人还没有跑的人多。

这说明什么问题？

把战败责任推给高桂滋，就连不服从高桂滋指挥的嫡系第21师师长李仙洲都不服。

按照李仙洲对蒋氏的汇报，84师之所以战败，有以下四个原因：一是指挥官的能力薄弱；二是指挥不统一；三是上下欠联络；四是友军互不相信，各不相救，被敌各个击破。通篇没有说高桂滋是不战而撤。

而陈长捷对高桂滋在此役中的表现比较厉害的几句评价是：高桂滋为了对孙楚、郭宗汾不救援他而泄愤，故意闪开团城口、鹞子涧险隘，让贸然出击的郭宗汾碰钉子去。

这个评价的负面影响太大了，这就不是一个84师溃败的问题了，而是高桂滋要故意陷害友军的问题了。

不知陈长捷说这些有什么根据？

如果高桂滋真如陈长捷所说做了这种事儿，他很有可能会被阎锡山在军前处以军法。

可任何处罚都没有。

这只能说明陈长捷的话是不真实的，起码是不客观的。

陈长捷 图片来自网络

除了李仙洲的回忆外，就连深受阎锡山信任的杨爱源也对阎锡山说道，此战失利的根源是郭宗汾怯战，不肯增援高桂滋所致。

那么，郭宗汾究竟有没有派兵增援高桂滋呢？

确实增援了，派去了一个团的兵力，即晋军428团。

那么，这个428团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确实是出动了，但却没有出击，藏在一条狭长的山沟里，静听115师和高桂滋的84师与日军作战。

更让人感到气愤的是，428团团长自身不敢出击不说，反而谎报前线战况危急，部队出击受阻。

他的谎言不仅没被追究责任，反而被郭宗汾一顿表扬。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高桂滋屡屡求援，而阎锡山却迟迟不派援兵呢。

这应该算是蒋系部队的一个历史问题。

一般来说，这些军阀部队为了保存实力，稍遇攻击就频频求援，阵地上落了两三发炮弹，他上报就能说遭到了猛烈炮击。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因此，每当遇到这种求援，指挥官往往是不予理睬的。

而高桂滋却没有这个作风。他顶不住，那就是真顶不住了。

可晋军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总觉得高桂滋在前面还能多顶一阵儿。只要高桂滋能多顶一阵儿，他们就能晚上去一会儿。

到了实在不能不上去的时候，他们也会找各种理由，比如说长途行军疲劳不堪，无法立即进攻。遇上大雨，道路泥泞无法行军等任何理由。

说起来这都是笑话，高桂滋的84师从绥远一直打到了平型关，沿途从来就没有补充过，也没有得到过休息就立即投入战场，要讲累，还有比他们更累的吗？

而郭宗汾部一直待在山西，即便行军了几天，难道就累到上不了阵地了吗？

再来说下雨。

在一线阵地上作战的部队，哪一个不是暴露在大雨之中？人家都能作战，就你需要休息？

其实这些都是托词，还是派系利益从中作怪。

不过，这种做怪做到连嫡系的李仙洲和晋军的杨爱源都看不下去的地步了，阎锡山自然也就没有脸来处罚高桂滋了。

就是不知道陈长捷是凭着什么来指责高桂滋的。

不过，这种现象在武汉会战后的南岳军事会议检讨会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

一是一大批见死不救、以邻为壑，祸水他引的将领遭到了严厉的处罚，森严的军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执行。

二是如上文提到的，这些地方实力派们已经没有了地盘，自然也就不存在利益纠葛的问题。没有了利益纠葛，就没有了矛盾冲突，自然也就能心平气和的进行协作了。

三是经过近两年的血战，大家也都意识到了若不团结协作，配合作战，是打不赢日本人的。

高桂滋 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来源：《昌平文史资料》第5辑，北京出版社《人民日报》旗下百家号抗战专题中央档案馆《九一八事变档案汇编》山西抗战纪念馆《平型关战役战史资料》本文核心事件与人物均基于权威史料等，确保历史主线真实可信。在绝对尊重历史定论与人物核心形象的前提下，对细节、对话及心理活动进行合情合理的艺术加工，旨在增强感染力，绝无虚构或颠覆重大史实。本文旨在弘扬爱国精神，传递积极向上的文化自信。笔者才疏学浅，疏漏之处敬请指正。部分素材源于网络，侵删。